对于三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罗马尼亚是一个遥远却又异常亲切的国度。
一九八九年底，一场剧变降临在这片国土。大多数罗马尼亚人，尤其是罗马尼亚作家，用由衷的欢呼和激动的泪水迎接这场剧变。当时，许多富于想象的罗马尼亚作家描绘了这样一幅前景：有民主和自由作后盾，经济会走上正轨，政治会变得开明，社会将充满生机，不出十年，罗马尼亚就又可以自豪地和意大利、希腊等中等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行列中。而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罗马尼亚文学的崛起和再度辉煌。
十年过去了，作家们当年描绘的前景仅仅成了虚构小说中的一个情节。用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欧金的话说：“没想到，民主和自由的滋味有时也会是苦涩的。”在无数罗马尼亚作家的表情中，你读到的是困惑，是茫然，是生存重压下的极度的焦虑。
一九九九年秋天，我们驱车行驶在罗马尼亚的土地上。大海，平原，丘陵，高山，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扑面而来。
罗马尼亚作家却没有我们这样的闲情逸致来静静欣赏自己祖国的美丽。生存，生存，生存，他们满脑子考虑的都是生存。以前，有政府拨款，作家们不愁吃穿，可以安心写作。但剧变后，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成为一个纯粹的非官方组织，政府不给一分钱的资助。曾有好几年，由于经济上的拮据，作家们没有补贴，没有休假，没有出国交流的机会，更没有出版作品的可能。小说家乌力卡罗当选作家联合会副主席后，开始主持作家联合会的日常事务。“怎样弄钱”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幸好，这位小说家身上隐藏着巨大的社会活动能量。他设法将作家联合会的一幢大楼租给了一位外国老板当豪华赌场，每年租金三十五万美金，又把作家联合会办公大楼的底楼改成了意大利餐厅，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属于作家联合会的连锁书店。此外，海滨和山中的作家之家也开始向游客开放。乌力卡罗苦笑着对我们说：“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些措施也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一些年老多病的老作家得到了生活补助，每年可以颁发几个文学奖，同中国等国家建立起定期互访关系，帮助有才华的作家出版一些有价值的作品……比起东欧其他国家，罗马尼亚作家算是幸运的。东欧其他国家的作协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大多已经瘫痪。
光靠作家联合会的资助显然是不够的。作家们归根到底还得自己找出路。如今，在罗马尼亚，一个作家身兼数职，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我们在文化名城雅西见到了评论家扬·霍尔班。他是雅西国家大剧院经理，同时还在办刊物并到大学讲课。霍尔班四十出头，身强力壮。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作家们可就惨了。女诗人莫伦乔尤年近六十岁，退休在家，靠退休金和不多的诗歌稿费过着清贫的生活，无奈中，也为报刊写一些自己也不喜欢的政论文章，换一些稿费。
与罗马尼亚作家见面时，他们基本上不谈文学，而更多地谈政治，谈党派纷争，谈社会走向，谈生存。“已没有多少人对纯文学感兴趣了”，小说家康斯坦丁·诺瓦克沮丧地说。没人读，没人买，也就没有稿费。人们宁愿去赌场，去夜总会，或看娱乐片，读通俗刊物，也不愿读文学。康斯坦丁以略带黑色幽默的口吻说：“八十年代，我出一部小说，稿费可以买一辆轿车。九十年代初，我出一部小说，稿费只够买一个轮胎。眼下，若想出一部小说，我得先将自己的小车当了。”他的话形象地反映出了目前罗马尼亚文学和罗马尼亚作家的窘迫。
（摘自二○○○年二月十八日《环球时报》）
